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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修复:“砖家”不少,“误会”很深

浏览次数:1260 日期:2017年08月10日

大部分所谓的专家并没有真正做过土壤环境具体工作,有的直接照搬国外结论或者教科书上的东西,有的只是凭相关经验或知识进行推论。

环保部、农业部、国土部、科技部、中科院等都在积极开展工作,但相关工作仍较分散、缺乏良好的集成,研究工作与产业应用明显脱节。

全国两会至今,该如何进行土壤修复的话题持续在发酵。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看来,目前全国还缺乏成熟、规范的制度和商业模式来激活土壤修复市场。业界热议的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土壤修复,也“仍在探索之中”。

而在农田修复上,这名土壤修复的权威专家认为,费用应该由污染责任人和政府来负担,农民不是主要责任主体。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陈同斌亦认为土壤修复领域目前“砖家”不少,有些常识“误会”也很深。

南方周末: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土壤修复领域有什么进展?

陈同斌: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讨论很多,而在国家科技计划重点专项的2015年度项目中,专门将“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列为一个重要方向。镉米事件发生后,也有人找到我,来寻求办法。有人关注是好事,但在短时间内过度关注也未必是好事,会适得其反。对土壤污染问题的认识要全面、科学,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过度炒作。

南方周末:为何不是好事?

陈同斌:其实,即便是专家也不一定清楚:我国的土壤污染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土壤修复是怎么一回事。由于以前国家层面对相关研究重视不够、相关积累不足,大部分所谓的专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做过土壤环境领域的具体工作,有的是直接照搬国外结论或者教科书上的东西,有的只是凭相关经验或知识进行推论。

譬如:公众和某些业内外人士都在说,化肥是导致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元凶。其实,在国外真有这种情况,但我国的化肥(磷肥)重金属含量只有美国的百分之几,而且施用历史也只有美国的1/3。根据计算,在我国的现实中,磷肥导致农田污染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南方周末:专家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陈同斌:焦点是究竟要不要净化重金属污染土壤。关于污染土壤的治理和修复主要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不去净化污染土壤,而是采取被动的策略,对污染农田进行安全利用,让它“带病上岗”。这种方法通过施石灰、更换品种等农艺措施来减少农作物中重金属的积累,使得种植的农产品变得相对安全。它的一次性投入成本较低,但污染物仍在土壤中。但是,目前这类方法大多停留在经验阶段,相关研究并不充分。

第二种方法是对污染土壤进行净化。如利用具有特殊富集功能的植物,把土壤重金属富集到植物地上部,通过收获植物带走土壤中的重金属,净化污染土壤——植物修复。这个过程需要几年时间,一次性投入也会高一点,但能标本兼治。

南方周末:听上去第二种方案更好,为什么还会有争议?

陈同斌:这是权衡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平衡一次性投入和长期性投入的问题。根据我们在广西环江县1200多亩污染农田修复的工程经验,植物修复方法修复一亩污染农田的全部成本大约是3万到5万元,需要三五年时间。通过大规模的推广和产业化应用,未来也许成本可以降低到2万-3万元。由于在修复过程中,农民很可能没有收入,因此如果没有补贴就难以接受。地方政府领导考虑自己的任期有限等问题,往往喜欢短平快的投资方式。而很多公众、领导和专家对此也不太明白,觉得一次性投入较低的方案就是好方案,就好像觉得胃疼吃点止疼片比较省钱,没想到下次疼还要吃,标本兼治才是比较好的方案。

南方周末:如果不根治土壤污染,农产品也可以做到安全,为什么不选择第一种方案?

陈同斌: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在目前适用技术储备不足的前提下,大量采用第一种方案也并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完全只依靠第一种方案。如果有条件,污染土壤要尽量想办法进行修复。第一,治理土壤污染是一个环境伦理问题,不能破坏了别人的东西就不管了。第二,不能说农产品重金属不超标,土壤污染就完全没问题了。我们在湖南做过一个近四百人的调查,当地土壤重金属超标,于是吃的、喝的都从外地运进来。但是四年后的跟踪调查表明,当地新出生的小孩头发的重金属依然超标。我们对湖南某地污染农田和水体的监测发现,由于污染土壤中砷含量偏高,降雨时导致地表径流中携带的砷浓度偏高,超过水质标准。

南方周末:这些争议影响到了国家层面的决策?

陈同斌:是的。大部分人没有这个技术能力,就说土壤污染不能或者不用修复。另一方面,植物修复技术大规模工程转化也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扶持。如果你跟政府官员说,土壤修复一方面要花钱,另一方面技术也还需要不断完善,他很可能就不大愿意支持了。

从现实来看,农业系统会倾向于第一种方法,而环保系统对第二种方法也许比较关注,国土部门的国土整治手段也可以起到杜绝污染土壤用作农田,对农产品和农田污染具有预防效果。从国家层面来看,应该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协调和集成各部门的力量打攻坚战。在现在的社会经济水平下,决策时需要考量各种综合因素,而不仅仅是站在某一部门的角度。目前,环保部、农业部、国土部、科技部、中科院等机构都在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但相关工作仍较分散、缺乏良好的集成,研究工作与产业应用明显脱节,需要从全产业链角度布局研发和推广工作。

南方周末:目前土壤修复已经进行了不少试验,为什么没有大范围推开?

陈同斌:从一项技术从诞生到大规模推广应用,是需要不断完善的,要进行工程转化和熟化,要转化成能够让农民接受的规范化技术。因为农田修复的主体往往是农民,所以技术要非常成熟,有操作性,需要制定技术规范,让农民能看懂、能使用。

这个事情说起来不难,但做起来是很难的。这就要有一个产业化模式。农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他认为跟自己的利益没关系,我种出来的东西能卖就行,反正自己不吃,因此没有主动性。所以需要有管理模式的创新,比如我们曾经试验将能修复土壤的超富集植物和筛选出来的抗污染品种免费给农民,效果很好。工程技术的实用性,管理模式的建立,相关利益方的平衡,是农田土壤修复中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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